Critical Reflection
Tuymans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的作品逐渐摆脱了沉重的政治话题,分别从古典宗教、娱乐符号和视觉媒体三方面展开。追溯欧洲意识形态的源头,艺术家捕捉了一系列耶稣基督的经典形象,并探索其对政治、教育和媒体的影响。Tuymans使用自己的低饱和度滤镜,重新诠释了西方公众认知体系中的这些重要符号。在这里,经历了起起伏伏的传统宗教得以重生。我在Tuymans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安静的力量,这种安静并不一定是美丽的,在他的画面中体现为一种暗流,甚至可以称之为温和的恐怖,但所有的不安在艺术家的作品中都被削弱了。
在这本"崇高“的Rinder章节中写道,图伊曼斯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画家,他的艺术回应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我们的近代史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肮脏事件和揭露的时期。例如,1997年两名女孩的神秘死亡导致了一个儿童性奴集团的曝光,并蔓延至比利时警方和政府的高层。在Tuymans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当代社会创伤的影子,尽管这些影子可能是微弱的、模糊的,或者是寓言式的。艺术家以低调的方式处理类似的主题。艺术家诉诸于现代人的心理特征,一种迷信思想的消退,混合着对邪恶直观性的挥之不去的怀念。可怕的主题或庸俗的崇高离开了画家的时代,沐浴在一种奇怪的怀旧余辉中(崇高,P186)。通过卢克的作品看我自己,除了图像中非常个人化的自我矛盾,也许也是我追溯一种现如今被降级的神性。






巴奈特-纽曼(Barnett Newman)在《崇高就是现在》(The sublime is now)一书中有一段关于美与崇高之间关系的有趣论述。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美学理想的复兴为艺术家们设定了一项任务,即从绝对美的角度重新阐释一个已被接受的基督教传说,与最初哥特式传说中对绝对的狂喜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狂喜反映在完美创作的绝对主义和对质量的迷恋上。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通过描绘雄辩的裸体或丰富的天鹅绒来表达传统的狂喜。米开朗基罗则将注意力集中对身体强度的描绘,这种力度使其脱颖而出。他有充分的理由鄙视那些将基督的戏剧放在天鹅绒、锦缎和质地精美的肉色舞台上的美女崇拜者。这种崇高的灵性体现在对性感和谄媚的艺术追求上。但纽曼对崇高的追求是极端的,他主张从记忆、联想、怀旧、神话等障碍中解放出来。
在对个人的反思中,我从图伊曼斯和纽曼的作品中汲取了不同的养分,前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图像的选择和处理上。图像的选择可以落实在微小的细节上--童年时沉浸在宗教的神圣状态中,教堂里虔诚而又有些偏执的长者,心中罪恶与快乐的并存。同时,通过模糊物体属性来改变画面的性质,神圣与诡异,完美与残缺,腐朽与活力,通过对比来获得画面的张力。然而,我目前还不能完全放弃具体的形象,我仍然沉迷于怀旧、联想和宗教神话。后者启发我更多地思考如何平衡主观感受与形式美,在这两者间拉扯。
Everyone must 'atone' for such suffering in exchange for future harmony, then 'the price of harmony is also too expensive, we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pay to enter that state, so I am anxious to return my entrance ticket' - The Brothers Karamazov Part I, Chapter 5
无论是绘画还是文学作品,复杂的矛盾和强烈的反差都能引领我进入想象的深处,从紊乱的感受中获得乐趣。我最近阅读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巴塔耶让我解放出自身兽性的一面,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让我把内心深处一层层得拨开。神性与罪性、罪恶与救赎、信仰与质疑反复出现在他的文字中。作家本人是虔诚的信徒,但他的作品中却充满了对上帝的质疑和疑问。可以说,陀氏矛盾的世界观造就了他的艺术才华。我认为在绘画中很难准确地表现文学作品的心理细节,也没有必要阐述清晰的故事情节,这不是绘画需要做的。在我最近的作品中,崇高的主题和奇异的氛围;不由自主的接近和不合时宜的逃离,我想表现这些事物的混乱和复杂。也许提炼自己内心最真实感受和情绪,是我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的。
其次,这种缺乏模糊性和情感的混乱也促使我问自己,如何在宗教背景的基础上赋予绘画更丰富的层次?西格丽德-霍姆伍德(Sigrid Holmwood)的工作策略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模式,因为西格丽德的实践通过绘画和农民形象之间的关系来解决绘画的物质性和流通性,从而延伸了绘画。农民的形象对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是为了构建现代性而必须被排除在外的人。在表现农民时,资产阶级主体通过她所不是的东西来建构自我,要么诋毁 "落后 "的农民,要么浪漫化 "古老的生活方式"。无论哪种方式,在西欧人的思维中,农民都被推到了遥远的过去,尽管在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当代农民与现代化项目发生冲突。美洲印第安人的思维建立在视角主义的基础上,与现代性/殖民主义相反,印第安人的视角主义将万物视为人类(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但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是他们的身体所表达的不同视角。Sigrid将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她的创作中,通过种植植物来获取颜料。通过与植物、大地和颜料的互动,她再现了自己想象中的农民视角,并将绘画扩展为一种表演。在Sigrid对农民画的理解中,农民不再是构建资产阶级现代主题的被动形象,而是一种观点:农民画。这些元素赋予了她的农民画更加丰富的内容。
相比之下,在我的创作实践中,除了个人经历和熟悉的历史典故之外,是否有可能摆脱这些熟悉的经验,转向广泛的来源。这让我非常兴奋,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Reference :
Morley, S. (2010) ‘The sublime is now ’, in The sublime. London: Whitechapel, pp. 25–26.
Morley, S. (2010a) ‘Lawrence rinder ’, in The sublime. London: Whitechapel, p. 186.
Sigrid Holmwood (no date) sigridholmwood. Available at: https://sigridholmwood.co.uk/ (Accessed: 22 May 2023).
‘Sickert recalled his youthful experience as an actor by acting in his own painting’ – Sickert and his theatre (no date)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Available at: https://www.liverpoolmuseums.org.uk/stories/sickert-recalled-his-youthful-experience-actor-acting-his-own-painting-sickert-and-his (Accessed: 22 May 2023).